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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 乔治·夏勒 Scientist 与兽同行的科学家

科学家故事

• 乔治·夏勒：与兽同行

  　　我们该如何介绍乔治·夏勒？是《时代周刊》评选的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名野生动物学家之一”？是纽约动物协会国际野生生物保护部主任、世界自然基金会特邀研究员和世界猫科动物保护组织（PANTHERA）副总裁？还是拥有一长串学位、奖项、著作和遍布世界门生的学界泰斗？当下的环保人士令人眼花缭乱，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面前这个温良腼腆的老人与众不同？

  作者：郭求达 袁全

  摄影：奚志农  陶希夷

  说明：本文经“我报道”授权转载

  
  

  　　森林里落了一夜的雪。黎明时分，男人在雪地上发现了新鲜的脚印。他追着脚印走向森林深处，不时匍匐爬过积雪压弯的竹林，用冻僵的手指拨开枯枝。路边有三堆粪便，摸上去还有余温。不远处传来树枝断裂的声音——男人知道，自己被那头动物发现了。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他必须抓紧追上它。

  　　男人沿着山中小径奋力攀登，突然一声低吟划破寂静。他循声望过去，在一株云杉的树枝上，瑟缩着一只小小的熊猫。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野外栖息的熊猫。这个男人叫乔治·夏勒，是首位获中国政府批准、深入大熊猫栖息地的西方科学家。那是1981年，他48岁。

  　　见到夏勒的时候，他前一夜刚从纽约飞抵北京，但脸上不见疲惫之色，目光羞怯柔和。“一路顺利，起飞只晚了6小时！”他咧嘴一笑，冲我们挤挤眼睛。

  　　夏勒计划在北京休整一天，然后直奔青藏高原，深入海拔4000米以上的昆仑山，在帐篷、睡袋、方便面和日记本的陪伴下，度过为期3周的雪豹野外监测之旅。
  

  　　他今年82岁。
  

  
  

  　　阅读动物灵魂，和大猩猩比肩而坐

  
  

  　　1959年，当时还在读博士的夏勒来到中非，第一次在野外独立深入考察一个濒危物种——山地大猩猩。没有汗牛充栋的参考书，也没有一尘不染的实验室；他直接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野上安营扎寨，和大猩猩一起生活。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动物学家这样尝试过。

  　　“你怎么交朋友？天天去看他，让他熟悉你。”夏勒回忆道。他执着地缠着这群体重超过150公斤的人类表亲，从早到晚在它们的领地晃荡。
  

  　　终于有一天，一只山地大猩猩从树上慢慢爬了下来，与夏勒对视一眼，见他没动，犹豫片刻，呆头呆脑地挪了挪屁股，坐在了夏勒身旁。
  

  　　“当时我们俩心里都很紧张。”夏勒回忆及此，嘿嘿一笑。非洲上空的阳光洒在这一对沉思者身上，有历史记载以来，山地大猩猩和人类第一次在野外坐到一起。

  　　在夏勒的眼中，每只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他从动物自身的视角去阅读它们的灵魂，打破人类与动物间无形的障壁。在这种态度下持之以恒的辛勤工作，最终为夏勒赢得了尊敬——1963年，他的《山地大猩猩：生态和行为》发表，全世界第一次惊奇地发现，山地大猩猩和人类一样具有智力、文化、情感和社区。经过他艰苦的努力，自然保护区被建立，猩猩得以在居住了数百万年的家园继续生息繁衍。
  

  　　山地大猩猩只是夏勒从灭绝边缘拯救回来的众多物种之一。从巴西到坦桑尼亚，从老挝到巴基斯坦，几十年的时光，夏勒大多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中度过。
  

  　　为什么一定要去野外？“野外考察是生态学家最基础的工作。”夏勒说，“我们对野生动物知道的太少了，而人们更倾向于关心他们熟悉的事物。”怀着对动物的尊敬和悲悯，夏勒长年累月地观察它们的行为生活，向外界揭示它们的真实形象。
  

  
  

  　　战地力劝军阀，就为了保护“几只羊”

  
  

  　　然而大部分时候危险来自人类，而非动物。

  　　2005年，72岁的夏勒穿过战火纷飞的土地，辗转来到阿富汗西北部的山区。他在一个村落找到了当地部族武装领袖：“我来这里是想请您保护马可波罗盘羊。它们快被盗猎者赶尽杀绝了。”
  

  　　这名军阀愣住了。一个“美国佬”，顶着枪林弹雨，翻山越岭来见他，就是为了几只羊？
  

  　　“保护它们对您有好处。”夏勒耐心解释，他已无数次协调野生动物和当地居民的共同生存。“您可以让狩猎合法化并对此征税。只要杜绝盗猎，让马可波罗盘羊保持一定数量，您就可以永远保持这项额外收入。”
  

  　　军阀居然同意了。尽管还身处危机四伏的交战区，但夏勒心里想的却是让这种美丽的生灵在帕米尔高原自由驰骋。

  　　在他看来，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那些野生动物，它们离我们很远？”记者问道。
  

  　　“因为万事万物彼此相连。老虎以野猪为食，老虎灭绝了，过量的野猪就会改变森林的面貌。森林改变了，河流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没有了河流，你觉得你喝的水该从哪来呢？”
  

  　　在他近60年的野外动物科考经历中，最让他引以为豪的就是与动物们同行。

  　　有一次他在坦桑尼亚的草原上午睡，醒来时发现一群狮子整整围了他一圈，正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
  

  　　在西藏羌塘，他曾和一群野狼比肩同行。

  　　在四川卧龙，夏勒躲在暗处观察一只熊猫，它突然径直走了过来，然后背靠竹茎一坐，低下头，在这个人类的面前睡着了。

  　　“比起人类，动物其实更善于判断。它们不会说话，所以它们能感知你全身一切细微的肢体语言。这是它们的生存之道。”夏勒一脸得意地说。
  

  　　“为什么这些动物不怕你？”记者问。
  

  　　“因为它们之前没见过人啊！”
  

  　　“如果你可以变成一种动物，你会选择哪一种？”
  

  　　研究过大猩猩、熊猫、藏羚羊、雪豹的夏勒居然回答“秃鹰”。“因为他们在山间飞翔，俯视大地。”夏勒一边说，一边拿手比划着秃鹰沿着山峦自由翱翔的样子。
  

  
  

  　　半生结缘中国，见证熊猫回归自然

  
  

  　　夏勒在超过20个国家研究过野生动物，而他做野外研究和保护最多的国家，是中国。自1980年起，他每年都会来中国，有时一年几次。他在中国的时间甚至超过在美国密苏里州老家。

  　　1980年，经中国政府批准，夏勒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特邀科学家来到四川卧龙，与中方科研人员一起在野外观测大熊猫。5年间，夏勒的例行工作包括每天翻过几道山去检查捕笼，即使天寒地冻也要早早起床；每15分钟一次追踪装了无线电项圈的熊猫信号，不舍昼夜，绘制熊猫活动地图；一根一根地数熊猫吃掉的竹子和竹笋数量，计算熊猫食量及栖息地范围；连续十几小时在崎岖的高山密林中跟踪熊猫，并收集沿途粪便，分析熊猫的食谱和消化状况。

  　　他的研究笔记，记录最多的往往是这样的内容：“珍珍（熊猫名）在一片竹丛中呆了十个小时，吃掉二百八十一根笋，拉了五十七堆大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岷山深处，一名美国动物学家和一群中国同事一起，积累了有史以来第一份详细的大熊猫野外观测记录。

  　　夏勒还记得，他第一次到中国时，中国刚刚结束“文革”，开始经历改革开放。他见证了大熊猫栖息地面临的巨大威胁，也见证了人们对于生态保护的茫然无措。项目结束后，他写成著作《最后的熊猫》，表达他对大熊猫前途命运的深深担忧。
  

  　　在书中，夏勒叙述了自己如何愤怒抗议当地人抓捕野生熊猫送到养殖场的行为。他认为野生动物必须在自然栖息地中生活。“1980年刚到四川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夏勒坦承。
  

  　　时任国家林业局自然资源保护处处长的王梦虎对他说：“你会再来40年的！”转眼35年过去了，夏勒回想起那句话，不由感慨：“我还以为他只是跟我客气呢！”
  

  　　“不过我当年没想到，中国后来的进步会这么巨大。”夏勒接着说。2012年10月，全球首只野化培训场诞生的大熊猫在四川栗子坪自然保护区被放归自然。从“捉”到“放”，中国探索了30年，而夏勒也为这一刻等待了30年。

  　　由于在熊猫项目上的出色工作，夏勒和国家林业局建立了良好关系，他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之旅继续向前。1992年，经过两年艰苦追踪调查，夏勒首次揭露了制作名贵披肩“沙图什”的原料皮毛并非来自普通牲畜，而是来自青藏高原上特有的珍稀动物——藏羚羊。他用藏羚羊盗猎的血腥内幕，唤醒了西方时尚界的良知，也推动了中国对藏羚羊盗猎的严厉打击。
  

  　　雪豹也很早就进入了夏勒的视野。这种美丽、优雅、威严、神秘的白色花斑大猫是青海三江源地区的“旗舰物种”，其生存状况反映了该地的整体生态水平，所以受到夏勒的特别重视：“旗舰物种的生存需要完整的栖息地。人们也许不关心一种草或一种昆虫，但通过保护旗舰物种，我们也就间接保护了数以千计的其他物种，保护了整个生态系统。三江源的三条河流养活中国的几亿人口，保护雪豹，就是在保护中国人的水源。”
  

  
  

  　　寄望未来中国，与继承者们同行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羌塘地区人迹罕至，被称为“最后的荒野”。夏勒于1984年获准进入羌塘考察，并于1993年见证了羌塘自然保护区的成立。保护区面积24万平方公里，超过整个英国。如果说“最后的熊猫”是一个悲伤的象征，那么“最后的荒野”则代表了新的希望。

  　　“中国在环保方面的所作所为棒极了。”夏勒说，“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新的五年计划，这很了不起。中国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中国在生态领域做得够好，就可以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新的‘中国标准’。”
  

  　　在刚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到，未来五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冲刺期”。到2020年，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将成为流行的理念，节约资源、绿色生活将成为大众的选择；破坏生态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浪费资源将遭遇普遍的谴责。
  

  　　而夏勒留给中国的财富，不仅有环境保护的思想、被拯救的物种、新建立的保护区，也有和他一同工作、聆听过他教诲的中国人。
  

  　　夏勒就像是中国生态保护的启蒙老师，无论是通过解释、强调、争吵、发怒还是引导，他都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术思维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的同行。
  

  　　“我已经数不清来过中国多少次了。我来中国，不仅是因为这里有美丽的自然、有重视环保的政府，还因为我有一批年轻优秀的中国同行——作为外国人，我为和他们共事而感到满足。当我不能再来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会继承我的事业，为中国环境而努力。”

  　　今年78岁的潘文石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的“异类”——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深山老林里，追寻濒危野生动物的踪迹。他曾经是夏勒的大熊猫研究团队成员之一。1980年遇到夏勒之前，潘文石对野外考察几乎毫无了解；而5年之后，他在秦岭主持的熊猫生态学研究，被夏勒誉为“中国最好的熊猫计划”。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成都项目部负责人何兵曾与夏勒一起研究四川境内的雪豹。他印象中的夏勒，“是个特别和蔼的老头”，对同事笑容满面，对工作严谨专注，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一本野外笔记每天整理，从不拖沓。“有一次野外工作太疲惫，大家都坐在车里休息，只有夏勒一个劲说：我们坐车太久了，什么时候去爬山啊！”
  

  　　今年34岁的刘炎林是潘文石学生的学生，博士课题研究羌塘的藏野驴种群。这次夏勒去昆仑山考察雪豹，刘炎林担任其助手和翻译。
  

  　　时间仿佛轮回，卧龙的熊猫在梦里，昆仑山的雪豹在山巅。夏勒身边的年轻人换了又换，却还是专注地听他娓娓道来的名言。当这一老一少并肩行走在世界屋脊上的时候，也许正应了夏勒的一句话：“野生动物保护最棒的事情之一，莫过于看着一代代学者接力成长。”
  

  　　而他还没准备退休。“我为什么要退休呢？”夏勒反问。“明年我还准备去伊朗，伊朗外交部终于同意我入境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伊朗猎豹，我已经等了几十年了！”他揉了揉花白的头发，眼神熠熠发光。

  
  

  文/"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