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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 边巴多吉 Scientist 保护和发展并重

科学家故事

• 边巴多吉：保护和发展并重

  边巴多吉，汉字写得漂亮，普通话讲得正宗。身为西藏自治区林业科学调查规划院总工的他，儒雅谦逊，交谈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讲他曾经的老师们。是的，你无法分辨他的气质哪些是耳濡目染被赋予的，哪些是他自身本有的。

  “感恩”二字，并不足以表达他们之间的情感。1996年从西南林业大学毕业后，边巴多吉分配到西藏大学农牧学院高原生态研究所标本室工作，跟着时任副所长的郑维列开始了植物分类的学习。郑老师启迪式的言传身教，让他对林业工作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去野外考察，老师会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长这棵树’？那我就要去看书，想办法找到答案。从认识植物开始，渐渐地，就爱上了这份工作，对西藏林业的大体情况也有了了解。”

  无法想像一个男生手执针线坐在标本台前缝制标本的情形。可边巴多吉缝了一千多份，郑老师要求他不仅“要坐得住”，还要把植物特征展现出来。这样的工作磨出了他的耐心、磨掉了他的浮躁。比起郑老师的2000多种、20000多份植物标本是差得远，但心稳了，还怕做不成事么？

  郑老师教导他最多的就是“对植物不敏感”，从初起的以为玩笑、到后来的思索、再到郑老师调走后他独立做课题，边巴多吉终于明白不敏感的背后其实是自己的不努力。于是，奋起，枯燥的植物检索表硬是被他看出几多意境来。2007年，他考入北京林业大学读研深造。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林业科学院派研究员来援藏，边巴多吉有幸跟随三任援藏所长学习，尤其是陈道东老师乐观的态度、丰富的外野经验，郭泉水老师从内地引进树种、手把手示范“三埋两踩一提苗”的种树方法，都令他受益匪浅。当时全西藏只有一个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设在色季拉山。他们每年去固定大样地蹲守几个月，测数据。亲近，而后相知，与大自然的深切情感由此拉开序幕。更重要的是，他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凭借方法，他们自己的团队得以迅速成长。

  成长，就会有更广阔的天地。2009年，边巴多吉调入西藏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院，在野保设计室做自然保护区的植物、植被评价工作。逐渐对自然保护区的功能、级别、保护对象有了系统认识，并从制度层面、管理层面、设计层面深入了解。对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的规划设计也由此开始。

  2010年，院里接到生物量调查工作，这是涉及森林碳储量的一项艰巨的数据采集任务，一走就是四个月，风吹日晒，返回时家人都不敢相认。他们一行约20人，从林芝到昌都跑了好几个县，按要求采集300多个树种的标准枝叶，并为每棵大树称重。工作量之大，仅当地百姓就有上百人前来帮忙。挖根不仅费力，而且会有危险，万幸的是，牵引的钢丝绳经常耐力达到极限而突然绷断但并没有飞弹到工作人员身上。

  林业工作的艰辛自不必说，但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和思考，那工作难度会极数增加。边巴多吉更愿意设身处地为牧民们的利益着想。他认为，调查设计部门只有掌握现地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和所涉及区域的未来发展趋势，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时，从设计的细微之处入手，保护和发展并重，才能共生共荣。“比如，解决林地和草地的矛盾，简单化地用围栏分隔是不现实的。牧民的牛羊也要吃草，倘若在角落里剪个口子，那树也会跟着遭殃。如果你能为牧民着想，设计时开阔地不设障碍，而是给树套个树套，那么浇水时草也润泽了，牛羊吃草时也不会伤及树。远远望去，林下有绿地，这美景，谁都不忍破坏。”

  2014年，边巴多吉被院里任命为总工，负责为全院项目质量把关，工作更加忙碌也更加充实了。投身于造林、造福子孙的事业，正与不杀生、多造福的西藏传统文化相契合，如此一想，边巴多吉就油然而生一种荣誉感，对自己从事的林业工作也更加热爱、更加执着了。

  
  

  文/刘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