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在鸟类栖息地参加自然体验活动 冯青青供图

　王婷 范梦圆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湿地保护不仅要保护湿地和周围的环境，也要保护其中的动植物。过去，很多地方倾向于传统的“堡垒式保护”，建立湿地保护地，隔绝人类的干扰，希望通过自然的自我调节，恢复生物多样性。

　　但其实，人为活动与湿地保护不是绝对的排他关系。在湿地合适的区域里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将科学知识与在地经验结合在一起，让公众更了解湿地，才更有益于可持续地保护湿地。

　　冯育青是苏州园林局湿地站站长，2009年起，他开始推动地方湿地保护立法相关工作。苏州成为最早一批地方湿地保护立法的城市，还率先建立了湿地公园评价体系。其中最为人乐道的，莫过于他协助建立的、以湿地公园为基地的11所自然学校。

　　自然教育应结合实际需求

　　“对于湿地自然学校的想法，最早是我在陪女儿玩的时候想到的。”冯育青回忆，“我以前经常带孩子出去玩，发现只要是周末，公园里一定挤满了爸爸妈妈和孩子。可公园里的自然活动却很单一，大人们不是带孩子看花、钓鱼，就是坐在椅子上玩手机。我当时就隐约觉得人们对自然教育的需求是很大的。”当时冯育青在湿地公园做义务自然讲解员，一线的工作经验让他对市场需求有深入了解。

　　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出台后，冯育青与湿地站的同事们意识到——法律是底线，湿地保护不能只靠法律，还需要社会保护意识的整体提高。这需要通过自然教育去实现，而湿地公园里丰富的水、土和动植物资源就是最好的自然课本。

　　2012年，苏州湿地站在太湖国家湿地公园成立了第一所 “湿地自然学校”，这是苏州第一处面向大众进行科普教育的场所。如今，全市的湿地自然学校共计培养生态讲解员98名，设置了100个鸟类和20个水质观察点。

　　近3年来，苏州自然教育活动迅速发展，自然学校开展自然教育活动1000余次、主题宣传300余次，受益群众16.3万余人次。

　　从“认识自然”到“在自然中相处”

　　自然保护并非一蹴而就，苏州湿地自然学校的发展也一样。在刚成立的那几年，湿地自然学校的志愿老师们都是本地的观鸟或园艺爱好者，大都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只能从带孩子认识自然、观鸟、画植物这些最基本的内容开始。

　　由于缺乏专业老师，湿地站的同事们经常要亲自上阵。从网上查找自然教育课程，听课、内部消化，再给湿地公园的一线解说员做培训。他们也会给湿地公园派发标准化教具，帮助湿地公园做一些简单的课程设计。

　　“我们湿地站储物室现在还摆着当时多出来的教学用具呢。”冯育青笑着说。

　　随着自然教育活动场次的增加，冯育青开始觉得力不从心：“我们开始反思自身的定位问题。湿地站是对湿地进行行业管理的林业局下属政府机构，不是自然教育培训机构，我们的职工也不是专业的自然教育工作者，这样工作起来并不顺畅。”由此，冯育青萌发了“让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想法。

　　2015年的台湾之行，为湿地站与其他机构合作打开了一扇新大门。

　　冯育青参加了由台湾环境友善种子环境教育团队组织的“大小背包游台湾亲子活动”。这次活动不仅让他学习到关渡自然公园精细的湿地修复经验，更让他意识到自然教育不仅是“认识自然”这么简单，还关系着孩子与家长、与别的孩子、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冯育青回忆那段经历时说：“有一个家长在自然游戏问答环节特别想让孩子赢，一度帮孩子回答问题，而自然教育导师则会及时提醒家长不要过分干预。活动结束后，导师还鼓励孩子们互相写赞美卡片，送给今天在活动中交到的新朋友。”

　　这些细节让冯育青认识到，一直以来，家长带孩子接触自然时，往往是扮演全能者的角色，而不是平等的陪伴者。冯育青认为，以湿地作为媒介，通过自然教育，也许能改善这种亲子间的“角色扮演”，培养孩子团队意识和社交边界感。

　　台湾之行结束后，冯育青邀请一些自然教育专业机构来苏州一同发展，这一举动为湿地自然学校建设奠定了基础。这趟旅程也在冯育青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憧憬有一天，当人们来苏州旅游时，除了游览名满天下的古典园林，也能抽出时间，参加一个湿地公园的自然教育课程，了解苏州关于自然的另一面。

　　湿地站与机构间的磨合

　　为了做好面向公众的自然教育课程，冯育青认为要先培养出一批专业的一线人员。而一线人员专业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湿地站与外界的相互学习。

　　从2016年开始，各类专业的环境保护和自然教育机构开始对苏州湿地公园进行一对一规划，先后开展了解说系统规划、自然教育书籍编写和课程创设等合作项目。

　　2017年，苏州常熟沙家浜国家湿地公园委托台湾环境友善种子团队开展湿地自然学校人员培训计划，根据湿地公园生态基底，打磨优质课程。沙家浜湿地公园本就拥有“芦荡火种，军民鱼水情深”的旅游资源和红色文化底蕴，再加上自然导师们的到来，为沙家浜找到了平衡旅游发展与湿地生态保护的新路径。

　　冯育青说：“在湿地公园里，只要划定合理的边界，旅游与保护就能相互促进，自然教育就是两者的协调剂。”

　　沙家浜的游客通常会集中在湿地公园外围的革命教育博物馆等旅游景点，而在沙家浜栖息的鹭鸟则往往生活在限制游客进入的保护区，这两个区域中间的缓冲带，就是开展自然教育的最佳位置。

　　自然教育想要达到理想效果，最好是“受众亲至”，想要吸引人过来，一是需要好的生态环境，二是需要好的故事。自然导师们与沙家浜国家湿地公园的讲解员们一起，历时8个月，重新梳理了沙家浜人与生态的故事线，形成了“红色是魂，绿色是根”4套自然教育课程。

　　当然，湿地站与机构的合作也需要经历磨合阶段。第一个要挑战的是认知上的不同：以前湿地公园做自然教育常以可量化的成果为导向，往往关注点在做了几块解说牌、上了几堂课上。对软性知识的付费意愿不足，导致在市场上很难找到合作对象。

　　后来冯育青了解到，要让每个湿地公园都有自己的故事，需要大量的人文历史调研和生态本底调查。“过去设计一块解说牌，我们付的往往是‘画一只鸟’的钱，后来才意识到‘为什么要画这一只鸟’也需要投入时间和成本。”冯育青说。

　　第二个挑战是本地讲解员的学习积极性难以强制提升。自然教育是一门新兴的实践行业，目前的一线讲解员大多来自各行各业，因此需要接受大量的专业培训。然而，自然教育培训不同于企业培训，很难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需要自然教育学员有“延迟满足”和“自我驱动”的能力。

　　湿地自然学校的“苏州模式”

　　经过10年的发展，苏州湿地站作为苏州湿地公园行业主管部门，建立了“行业引导+企业运作+志愿者助力”的湿地自然学校发展体系。不仅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台湾关渡自然公园、台湾环境友善种子团队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还积极推进苏州湿地公园自然学校的内生性转化。

　　近年来，湿地站从社会招募专家，为湿地自然学校进行技术指导，明确了组织架构：即一个专门负责自然教育的部门，一支不少于5人的生态讲解员团队，一套针对人员、地点和四季的课程。苏州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更是成立了实训基地，为全国近400家湿地公园提供专业人才培训。

　　面对当前湿地自然教育人才缺失的棘手问题，冯育青觉得这反而是未来行业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他认为，未来的自然教育行业需要平衡“标准化”与“个性化”的问题，在地课程的制定需要个性化，而人才的培养却需要标准化。

　　近年来，冯育青依托湿地站举办全市湿地技术人才培训班，与苏州市人社局协商开通自然教育人才职称申报路径，颁发湿地生态讲解员证书，在苏州市建立星级讲解员考评制度，每年对讲解员进行综合测评，让湿地人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他还推动相关部门将生态讲解员、宣教课程方案、自然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纳入苏州市湿地公园考核评价体系。

　　让公众走进湿地、体验湿地，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重，进而学会保护和爱护自然，这正是自然教育的意义，也是苏州湿地自然学校的宗旨所在。

　　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提出的“亲生物性”概念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与其他生命形式接触的欲望。我们对开阔的草地、森林、湿地和牧场都有着强烈渴望和积极的心理反应。自然教育可以培养我们的亲生物性，增强我们的环境意识，增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和社会交往准则的理解。

　　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大自然不该只存在于保护区里，人类也不该只在保护区外远观。我们更应该主动地适应自然，积极地参与到保护行动中。自然教育也会从一种行业，慢慢变成一种看世界的日常方式。